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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浅谈商代俯身葬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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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俯身葬从发现之日就开启了考古界一个广受争论的话题,因为它与古代埋葬习俗相关,是探讨商代礼制的一个切入口。本文例述了与商代俯身葬相关的各家观点,包括产生较早的认为俯身葬是商民族的葬俗与认为俯身葬是商奴隶特有葬俗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还包括产生于积累较多资料之后产生的两种将商代俯身葬分做三类来考察的观点。最后本人浅谈了对各家观点的理解与领悟。希望这篇综述性的文字对梳理对商代俯身葬研究的主要成果有微薄之力。

主题词   商代  俯身葬

俯身葬以其特殊的埋葬形式,从第一次考古发现开始,就吸引了众多考古学家的关注。商代俯身葬较多的出现在河南安阳殷墟诸墓地、辉县琉璃河、河北磁县下七垣等地。考古学的先辈们就这批难得的资料,对关于俯身葬的问题做了大量的探索。
俯身葬式殷墟科学发掘初年,即1929年,由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于殷墟小屯村北及西北地首先发现。[1]在小屯村发现的三座已确定为俯身葬的墓葬分别为M18·2、M18·3、M18·4,它们出土的情形有以下几个共同点:1.均为俯身。2.四肢均直。3.均有铜器殉葬物,M18·2、M18·3均有一铜作戈形兵器,M18·4有铜觚、铜爵各一件。[2]李济先生通过对这三座俯身葬的墓葬的地层、殉葬物的排列及其性质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
俯身葬是中国铜器时代中期的一种习惯,它代表着一个名族极坚强的信仰;
2.
俯身葬在殷商都城废弃后,任然得到沿用,而且要早于仰身葬,它是殷商民族的一种葬法。[3]
在李济先生之后,持“俯身葬是殷商民族的一种葬法”之观点的还有马得志、周永珍、吴震等三位。
1953年经过大司空村墓地发掘后,马得志与周永珍就发掘所出的俯身葬的性质,表达了他们的观点。在已确认的22座俯身葬中,有的墓葬,如M184、M223、M239有比较丰富的随葬品,包括玉器、铜器等;因而他们指出在找不到充分的证据说明是俯身葬者是奴隶之前,俯身葬是殷代民族的一种特殊葬法是确定的。[4]二位并在《我们对殷代俯身葬的看法》一文中重申了自己的观点:我们就大司空村墓葬的材料,并未能找到充分的材料证据说明俯身葬者是奴隶,因此我们认为俯身葬是不是奴隶并不就是没有商榷的余地了。[5]
吴震先生认为:不能把殉葬人的现象当作一般葬式来看,在探索俯身葬问题时,应首先明确考察的对象,主张把殉葬人与正常墓葬中的墓主区别对待。他还提出“否认俯身葬的人是奴隶,并不等于否认俯身葬中有的可能是奴隶”。“把俯身葬当作一种特殊的葬俗保留下来,积累了充分的材料再去解释要慎重得多。”[6]
另一方面,郭宝钧、赵光贤则认为俯身葬者是奴隶。赵光贤先生认为把俯身葬用“特殊的葬法”来界定太过于空洞,并结合俯身葬与仰身葬的区别在阶级层面上去寻找它们的差异性。认为当时仰身与俯身两种不同的葬法共存绝不是偶然的,得出如果仰身葬的人是自由人或贵族的话,那么这些俯身葬的人应当是奴隶或近似奴隶的人。[7]
郭宝钧先生也就俯身葬的性质谈了相同的观点,在谈及殷王陵、排葬坑及武官墓地的情况时,指出“从尸身放置说,斩头排葬坑俯身无一例外,浅葬坑亦俯身,中等墓有仰身者,……,大墓尸身,可能是仰置”。这是尸身放置的显著的不同,从等级差别与阶级社会的产物的角度,郭得出“俯身葬是奴隶特有葬式”的结论。[8]
随着七、八十年代对殷墟墓葬发掘的深入,获得的俯身葬材料越来越丰富,使我们能对其有更加深入地认识。这其中有代表性的学者有郑若葵与孟宪武两位先生。
郑若葵先生根据俯身葬在不同的出土情形有否依附关系等情况,将俯身葬分成单身型俯身葬,从殉型俯身葬、伐祭型三个类型,[9]而且对其相关的性质作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单身型俯身葬在不同发展阶段中存在着含义和性质表达上的同异。早期的俯身葬集中于二里冈早商时期,没有明确意义所指,是一种非固定的葬式。墓葬中绝大多数无随葬品,多数墓主有捆缚的痕迹,表明墓主有身份低贱被迫就死的意味,但个别墓仍有可能是贫民的墓葬。在二里冈中商时期,贫民或更低阶层的俯身葬的性质与二里冈早商时期是相同的,但平民或更高阶层人物的成人俯身葬已经属正常的埋葬,表现出一种自然死亡和表彰因公殉职的性质和意义。如铭功路西侧M2、辉县琉璃阁M148、M158都随葬有质量很好大致成套的铜礼器。这些厚葬的俯身葬说明商代的埋葬制度到二里冈中商时期开始走向固定化,完善化,俯身葬至此成为商代埋葬制度中一种正常的具有特殊意义和性质的固定葬式。[10]而所见之前的俯身葬则是一种无意识无色彩的行为。
郑所分从殉俯身葬的个体绝大部分无独立的墓室,且与墓主同穴而葬。从殉型一般都有葬具,有随葬品,多从葬于各类墓的椁室、椁顶、墓道中,个别从殉于填土、腰坑或椁室内。妇孺俯身葬多有随葬品,甚至厚葬。从殉型俯身者的身份多属墓主的近臣、近侍一类,也有表现出非自然死亡的意义。有较多随葬品的墓葬亦有表彰因公殉职的性质和意义。[11]
商代的伐祭型俯身葬者的身份总的来说比前两类俯身葬者要低,当属战俘和奴隶及其他们的家属,其葬式也不属于一种有用意的葬式,葬式本身可能不表达特别的贬义。[12]
孟宪武先生也将俯身葬分为三个类型来考察:一是存在于家族墓地的墓主中;二是存在与王陵大墓、贵族墓地中的殉葬人中;三是存在于王陵祭祀场的排葬坑中。[13]
在家族墓地中的俯身葬的多数墓主有随葬品,而且少数随葬品丰富,表明墓主生前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俯身葬也是夫妻并葬所选的葬式之一,有鉴定表明某些一仰一俯的合葬墓中,俯身为男性,仰身为女性,这反映了男子特有的葬式。
采取俯身葬式的殉葬人,孟将其分作两类:自愿殉死的与被处死后殉葬的,身份都是奴隶,但生前他们和奴隶主的关系不尽一样,有点则是近臣、近侍,有的则是年轻奴隶,有的可能是一般的生产奴隶或临时买进专供殉葬的奴隶。[14]
人牲多见于殷墟西北岗王陵区祭祀场及后岗、大司空村的圆形杀殉坑内,这些用于祭祀的人牲多是战俘或奴隶,他们的头和身躯分离,躯干俯身。这完全是商王室的礼制、宗教迷信的目的。
针对上述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事实,那就是三种不同的墓葬主体采取了同样的表现形式,及俯身葬。而联系这些不同性质的共同内涵一定是商代民族的社会思想意识,这种意识又被商代的各个社会阶层所接受。
国之大事,唯祀与戎。文献多载商民敬鬼神,而从王陵区祭祀坑所见的大量俯身葬来看,这类葬式也应是某种祭祀仪式的组成部分。俯身葬从早商到晚商其性质与意义产生可看出有变化的迹象,从早商的无意识到殷墟所见的众多俯身葬出现在祭祀场合。这也表明商代的祭祀文化也经历了一个逐渐丰富与成熟的过程。
用作祭祀场合的俯身葬者多是战俘或具奴隶身份的人,这类墓从墓葬形制、规格、随葬品的缺乏即可辨别出来。但那些位于家族墓地平民和王陵、贵族墓地的殉葬人,采取俯身葬可能别有其原因。家族墓地中的俯身葬者可能是受遗留的早期俯身葬所代表的社会意识的影响,乐意采用这类葬式,抑或是出于当时某些宗教忌讳必须采用俯身葬。而大型墓中的殉葬人则可能是同处一墓中,身份较低的侍者由于必须避讳主人而采取俯身葬。
因为目前的考古材料所见的俯身葬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偶然性,加之参考文献的缺乏,致使对于俯身葬形制与意义的研究不能得出最后的定论。但前人所作的努力已为我们所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相信随着新的考古材料的发现,围绕俯身葬产生的谜团必将大白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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